有人认为，汉代已有书在书市出售。其实，汉代有书市，但没有线装书。我国古代的纸本书，经历了卷轴和册页两个阶段。卷轴由卷、轴、缥、带组装成。汉、唐代只有这种卷轴形式的书。今天我们看到挂在墙上的轴画、书法，仍是卷轴装的遗风。晚唐以后，卷轴书向册页书过渡，其装订方法又有多种多样的演变，大体经历了轻折装、旋风装、蝴蝶装、包背装，到了明代才正式出现了线装本的册页书。其中不少古旧线装书，可视之为文物，非常珍贵。
工艺流程分三条线，均为手工操作。首先对线装书册的各部位名称作介绍：
书芯加工流程：印刷半成品→理料（撞理）→（开料）折页→配页→检查理齐→ 线装书压平→齐栏→打孔→穿纸钉定型→粘封面→切书→包角→复口→打孔→穿线订书→粘书签→印书根字。
书函加工流程：计算配切书函各料→涂黏合剂→组壳→包壳糊函→开槽→制销孔、销带、骨签→涂黏合剂→裱衬条→涂黏合剂→粘内衬纸→压平→自然干燥→粘签条。 套合加工流程：配册→检查→装函套合→包装→贴标识。
“一本线装书制作完成从头至尾需要多少道工序？”粗略的估算是有35道工序。
细说其加工工艺：
线装书加工工艺分为线装书加工和书函加工两部分。
线装书加工工艺流程如下;
理料－折页－配页－检查理齐－压平－齐栏打眼穿纸钉－粘封面－配本册、切书－包角－复口－打眼穿线订书－粘签条－印书根字。
理料。即将印刷页一张一张地揭开、挑选、分类，再逐张按栏脚和图框将其撞理整齐，这种操作叫“捐书”。页张理齐后，用单面切纸机把书页裁切成所需的大小。
折页。线装书折页是以中缝前日为标准，将单面印的书页的白面向里，图文朝外对折，折缝就是前口，一般书页折缝处印有“鱼尾”标记，作为中缝折叠标记，称为“黑日子折”，把版框作为中缝折页的标准线的，称为“白口子折”。折页后书帖栏线整齐，鱼尾栏宽度一致，折缝压实无卷帖。
配页。线装书的配页操作与平装书的配页基本相同，线装书页薄，纸质软，除用一般平订的拣配方法外，还常用撒配。撒配时，按页码顺序将同一页码的书帖排列成梯形后，将其叠放在一起，然后从一头抽出书帖，就是一本配好的书册。配好后的书册版面排列整齐，无错帖、无卷帖，撞理整齐。
齐栏。将理齐后的书页散开成扇形状，并逐张将书页前口折缝上的鱼尾栏整齐的操作称为齐栏。齐栏前应先将书帖前四折边刮平服整齐，防止齐栏时书页拱翘。齐栏后的书册，栏线垂直、不乱栏、顺序正确。
打眼穿纸针。配页齐栏后的书册，经理齐检查无误后，进行打眼穿纸钉，以保证书页不移动，并栏线整齐。纸针眼打两个，上下位置在书册长各1/3处，距书脊6～9mm。打眼垂直、无扎裂、扎豁书册，针眼直径以能入针穿线为准。 纸打用料与所订书册纸质相同，并用竖纹。纸针要挺括、牢固、直径与针眼相符合。
切书。将粘好封面、封底、配好页的整套书册沿口子闯齐、放到三面切书机的切书台上，对准上下规矩线切书。切好的书册应刀口光滑、平整美观，压书的力量应适当，以免裁切后本册表面出现压痕。
包角。为保护书角，使其不散、。不折、坚固耐用，在穿线前将书背上下两角用缤或绢包住称为包角。包角的位置在书册最上和最下第一针眼处，并与线痕、切口呈垂直状。包角用料为细软织品，用适当粘剂，折角整齐，包角平整牢固、自然干燥。
复口。将封面三边（或前口一边）的勒口与衬页粘接，将勒口盖住，以增加封面的挺括和牢固性，保持外观的整齐。
穿线订书。线针眼一般为四个，上下位置根据订缝形式定，与书脊距离为13～18mm。用线为60或42支纱6股蜡光白线或相同规格的丝、麻线穿过眼孔，将书页订牢。穿线用双线，依不同的穿线方法，入线要正确，拉线紧度适当。书册穿线后平整牢固，双股线并列排齐，无扭线、交叉、重叠、分离线，线结不外露贴签条。在封面上贴书名签，签条的位置对书籍的造型也有一定的影响，一般是粘在封面的左上角，离天头和前口各约8～12mm。
印书根。线装书通常是平放在书架上，为了便于查找，还要在地脚的右边印上书名和卷次。一本古籍传千秋
一本用竹宣纸制成的线装书至少可保存500年以上。从一根毛竹变成一本线装书，其中的讲究还多着呢，如竹子要采当年生的嫩竹，而且在每年的小满时节开采；所谓“一青二白”是指篾青用来做毛边纸，篾白才能做宣纸；用于宣纸制造的水必须水质清澈，在富阳就有“半是人工半是水”的说法；此外，每一张宣纸的制作至少需要半年以上的时间，以保证纸浆在腐烂过程中的质量。
诸如此类，才能保证一本本线装书能传阅千秋。
上海普陀线装书回收之清季风行的石印古籍
早在影印旧本古籍之前，石印技术已经传入我国并用来印书了。用得最早的是上海徐家汇天主教堂附设的土山湾印书馆，在同治十三年就用石印机印书。稍后，光绪五年英商美查在上海开设专门石印书籍的点石斋。光绪八年，广东商人徐润及其堂兄弟等又在上海开设了后来居上的同文书局。徐润的《徐愚斋自叙年谱》在记述这个同文书局的创办始末时说：“查石印书籍，始于英商点石斋，用机器将原书摄影上石，字迹清晰，与原书无毫发爽，缩小放大，悉如人意。心窃慕之，乃集股创办同文书局，建厂购机，搜罗书籍，以为样本，旋于京师宝文斋觅得殿版白纸《二十四史》全部，《图书集成》全部，陆续印出《资治通鉴》、《通鉴纲目》、《通鉴辑览》、《佩文韵府》、《佩文斋书画谱》、《渊鉴类函》、《骈字类编》、《全唐诗》、《康熙字典》等不下数十万本，各种法帖、大小题《文府》等数十万部，莫不惟妙惟肖，精美绝伦，咸推为石印之冠。迨光绪十七年辛卯，内廷传办石印《图书集成》一百部，即由同文书局承印，壬辰(光绪十八年)开办，甲午年(二十年)全集告竣进呈，以此声誉益隆。唯十余年后，印书既多，压本愈重，知难而退，遂于光绪二十四年戊戌停办。”此外，在上海出现的石印书局还有蜚英馆、鸿宝斋、竹简斋、史学斋、竢实斋、五洲同文书局、积山书局、鸿文书局、会文堂、文瑞楼、扫叶山房等等，在清末民国初年居然极一时之盛。
当时石印古籍大体有这样几种办法：
(1)把原书摄影后按原大石印。这样做纸张耗费多，成本高，因此只有同文书局承印的武英殿铜活字本《古今图书集成》这么办，而且开本装潢都完全仿照殿本原式，因为政府出得起钱，印得讲究点没有关系。
(2)把原书摄影缩小后石印。同文书局以及后来五洲同文书局影印的武英殿本《二十四史》就都这么做。同文书局印得较精美，可惜其中《旧五代史》用的并不是真殿本，而是据别的本子仿照殿本的字体款式重新写过付印的，真殿本《旧五代史》版心上方题“乾隆四十九年校刊”，同文书局据别本重写时不知道，和其他各史一样都写成了“乾隆四年校刊”。五洲同文书局石印《二十四史》才一律用真殿本，但印书的油墨不好，有浸润到笔划之外的毛病。
(3)按行剪开原书，重新粘贴，把原书一页半、或两页、三页甚至更多页合并成一大页，摄影缩小后石印。这样可把原来几十本、成百本的大书缩印成几本、几十本，不仅售价低廉，而且翻检使用以至庋藏携带都大为方便。同文书局多数的石印书，如徐润《年谱》中提到的《资治通鉴》、《通鉴纲目》等一大批，就都采用了这种并页缩印的办法。其中《康熙字典》把武英殿本四十册缩印成六册，《全唐诗》把殿本一百二十册缩印成三十二册，都极受读者欢迎。当然，字缩得比较小，必须技术高明，才能清晰可读。同文书局在这点上还做得比较好。竹简斋石印的大本《二十四史》等也用此办法，由于技术差，印本就欠清晰，加之剪贴并页时又不认真细心，有错行、脱漏等弊病，故不能取信于人。
(4)不剪开原书，而把原书四页分上下栏并成一大页，或原书九页分三栏并成一大页，再摄影缩小后石印。积山书局石印《康熙字典》，史学斋石印《二十四史》等就用这种办法。这比剪贴并页的办法要少些差错，阅读起来也不像剪贴的那种长行直下费眼力。
(5)雇人将原书重新用楷书抄写后摄影石印。当时石印的章回体旧小说以及供科举考试夹带用的《四书备旨》、《大题文府》、《小题文府》之类就多用这种办法。夹带进考场里用的要开本小而内容多，因此往往在抄写后摄影缩成蝇头小字再付印。后起的石印书局扫叶山房最喜欢用这种办法。手边有一册民国七年戊午正月重订的《扫叶山房发行石印精本书籍目录》，共列书四百十九种，据原本影印的不到四分之一，四分之三以上都是重写后印，所幸字尚未缩得太小，只是俗陋得叫人阅读起来感到不舒服。
以上这几类石印本除重写付印者外，实际上都可称为影印本，因为都是用刻本古籍摄影后付印的。只是这些石印本所用的底本不怎么讲究，多采用当时通行易得的武英殿本之类摄影后付印，而不去寻求宋元旧本、善本。因为当时书商石印这些古籍仅着眼于内容，只要内容适合购买者需要就印来赚钱，而不是为了保存旧本、善本的真面目才摄影石印，这和后来影印善本古籍走的是两个路子。后来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大书局大量印售古籍，精善的旧本用影印，满足好古者和专家、学者的要求；普通的用铅字排印，售价更低于石印本。旧式的石印书局逐渐被淘汰，只有扫叶山房拖延到五十年代初才歇业，但歇业前也久已奄奄一息，门可罗雀了。
上海普陀线装书回收之《续方言》的鉴赏
清戴震撰，稿本。戴震是我国清代著名的学者和思想家，一生著述宏富，在哲学、天文、地理、历法、数理、音韵、训诂等领域皆有很高成就。戴氏裒集本书之初衷，意在补苴扬雄之《方言》，开始只是摭录他书，且大体上仍以原书为序，未经理董，后见杭世骏《续方言》引据类次均出己右，于是中辍裒集，此书便于二卷后止，因此《续方言》当系戴氏一部未完成的书稿。本书于一九二八年冬由刘半农购于北平琉璃厂书肆。书凡两卷，共十四叶。
这部戴震手稿的现世，被当时学界引为盛事，书的末叶就遍布有胡适、章炳麟、傅斯年、陈垣、邓之诚、马衡、蒋梦麟、顾颉刚、钱玄同等名人大家们几次观书后的墨笔题识及钤章，堪称朱墨灿然，满纸生辉。
上海普陀线装书回收之林则徐家刻本《林文忠公政书》
传统古籍根据刊刻者身份的不同，分成官刻、坊刻、家刻几种。其中的家刻本则以其数量上的稀少和质量上的精美，历来就如同官刻中的“内府”刻本一样，被列为古籍收藏中的精品。家刻本区别于一般古籍的最大特点就在于刻书动机不为营销牟利，而是自家出资刊印自己或先贤的著作。刻成的书不作商业出售，而是用于馈赠乡贤、师长，同僚和传之于子孙，着意在于传之久远，青史留名。家刻本的性质决定了它在刻印上不计成本，质量精良。家刻本一般由家族中的后辈实施。古时候，够资格、有能力出家刻本的不多，要么是大学问家、大藏书家，要么是某一领域中的佼佼者。因此收藏古籍，家刻本往往难得一见，特别是历史文化名人的家刻本更是凤毛麟角，百不见一。笔者早年曾收得一部近代史上杰出的民族英雄林则徐的家刻本，无论是艺术价值和史料价值都堪称一流，视为藏书中的珍品，一直珍藏至今。
笔者收藏的这部家刻本是林则徐的后人在咸丰年间刊印的《林文忠公政书》，它是林则徐所有遗作中最主要的一部书。《林文忠公政书》开化纸刷印，镌刻精美，印刷匀净，半页板框１８．５×１３厘米，每半页９行，行１８字。单鱼尾，黑口，左右双边。封二黄色书牌页软体镌刻“林文忠公政书”，旁有“本宅藏板”四字，显属林氏家庭自镌自印。首页刊有湘军名将李元度咸丰元年撰写的“林文忠公事略”一篇，洋洋二千余言，历述了林则徐生平和从政经历。政书分甲、乙、丙三集，刊载林则徐从政过程中写给皇帝的奏稿。其中：甲集（东河奏稿１卷，江苏奏稿８卷）；乙集（湖广奏稿５卷，使粤奏稿８卷，两广奏稿４卷）；丙集（陕甘奏稿１卷，云贵奏稿１０卷）。分成１０册装订。 林则徐，字元抚，又字石麟，少穆。晚号 村老人。福建侯官（福州）人，出生于一个下层士大夫家庭，少年贫苦，２６岁中进士，跻身官场，曾任翰林院编修，后累升任盐运使、布政使、按察使、江苏巡抚、两江总督、湖广总督等，为官时清理冤案，赈济灾民，兴修水利，办事公正认真，为晚清时难得的办实事“能吏”，所到之处，百姓称为“林青天”。道光十九年（１８３９），奉旨任钦差大臣，赴广东查办鸦片，因虎门销烟与英人战，受投降派排挤，削职谪戍伊犁，后又复被起用，历任陕甘总督、云贵总督、加太子少保，洪秀全率“拜上帝会”在金田举事后，召为钦差大臣，赴广西督剿，在赴任途中染疾病而卒，死后谥“文忠”，后人尊称为“林文忠公”。
林则徐是近代史上妇孺皆知的杰出人物，民族英雄。其不畏强权，虎门销烟的壮举更是拉开中国近代史上反抗外来殖民者侵略的序幕，被认为是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而永远载入史册。林家祖辈是在福建有“海上女神”尊称的“妈祖”天后的九牧林氏后裔，很早就有对外交往的传统习俗。林则徐从小家境贫寒，这样的环境使得林则徐与其他清朝官员相比，更具备开放的意识，更能关心民生疾苦。林则徐生活的时代，正值清王朝由盛转衰，传统中国正经历“数千年来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大转折，林则徐在坚定不移反抗外国侵略，维护民族利益、尊严的同时，主张与外国开展正当商贸往来，师夷之长，被史学界誉为“近代睁眼看世界第一人”。林则徐从政３０年，历官曾多次赈灾救灾，兴修水利，绥靖边疆。以治理、整顿经济见长。在经济事务方面，“器识远大，处事精详。”是一位公正清廉，办事认真的正直官吏，他的开明思想和“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操守气节，在当时腐朽的清朝官场中十分难能可贵。
林则徐一生著作遗稿颇多，但政务繁忙，生前未及刊刻，清末始有家刻《林文忠公政书》。其后陆续有《政书艹鬼遗》、《滇轺纪程》、《荷戈纪程》、《畿辅水利》、《云左山房诗抄》问世。作为政治活动家，奏稿是其遗作的主体。此件《林文忠公政书》刊载了林则徐从政以来几乎全部的奏稿，且出自家刻，来源真实可靠，对于后人研究、了解林则徐的生平、政绩以及对林则徐的治世理念，从政经历能有一个完整的认识，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特别是其中的使粤奏稿、两广奏稿，从清查收缴鸦片，对英交涉，到虎门销烟，定海抗英，以事件一方主要当事人的角度，完整、真实地记录了鸦片战争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为后人书写、研究这段历史提供了宝贵的历史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