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闵行旧书碑帖回收之碑帖拓本孰知历朝避讳字

  孰知历朝避讳字。可参考陈垣的名著《史讳举例》。唐始缺笔避讳，避“渊”字，而从唐代原样不动录下的宋人无名氏书《景福殿赋》卷里，“渊”字并不缺笔避讳。避“虎”字不避“虢”字，而“虢”字有“虎”字旁；敦煌本中的三个“虢”均以墨涂之。避“丙”、“炳”、“秉”和“建”、“成”、“城”字，而在同一墓志铭文中讳与不讳并存。避“世”、“民”二字，而有的只避“民”不避“世”。由此可见，唐代臣民于君讳可讳而不可讳。

  在《唐以后历代帝王避讳名表》里：“唐制不避嫌名，二名不偏废，避讳之法本宽，然避讳之风甚。”刻石上的避讳字能提供镌刻年代的佐证，在拓本上的涂墨、抠挖等修改避讳字则可断定拓本产生的最晚年限。不论古代文书和碑帖拓本等，如无当代避讳必是赝品无疑。总之，避讳字是鉴定拓本重要、可靠的行之有效的考证依据。

当前闵行旧书碑帖回收之碑帖历史悠久、流传广泛 

  碑帖拓片俗称“黑老虎”，一般是指金石器物或其它质地的器物用墨（或别的颜色）拓印在纸上，揭取后不经装裱的片子，装裱过的称为拓本。这种拓片、拓本是书法家、刻工和拓工等共同劳动的结晶。碑帖拓片历史悠久，是我国流传广泛的传统工艺品，在照相制版，印刷技术没有出现之前，许多历史上的史实政令、颂词铭文、诗赋书画等名人墨迹，都是通过拓片才能留存至今，它，既是珍贵的文史资料，又是上乘的书法范本。 

  从严格意义上来讲，碑和帖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碑是古代文字铭刻的一种形式。“碑”字名称起源于汉代，据清代《说文》学家王筠的考证，最早的碑有三种用途，即，宫中之碑，竖立于宫前以测日影；祠庙之碑，立于宗庙中以栓牲畜；墓冢之碑，天子、诸侯和大夫下葬时用于牵引棺木入墓穴。这三种最早的碑都是以实用为主，碑上开始是没有文字图案的，其中第三种碑原来用木头材质，后改用石头，它也就成了碑的真正祖先，这种碑既然是为下葬者所设，后来就有人在碑石上书写以至镌刻死者的功德，使之流传于后世，渐渐地发展成后来有文字的碑。而“帖”最早是指在文书卷子上作标题的帛书文字，后世将那些书法大家所写的墨迹摹刻上石，可以多次拓制，并制成拓片装裱成册，供人们欣赏或临摹学习之用，碑帖由此开始盛行。碑帖拓片之所以珍贵，在于它能清晰、完整、准确地再现古代书法和绘画艺术的神韵和精髓。它所记录、表现出来的内容，不仅具有一定的观赏价值，更具有较高的收藏价值、学术价值和艺术价值。

当前闵行旧书碑帖回收之选临和通临相结合 

  选临就是对某一名家的碑帖，选准后要选择部分字重点临习，掌握其运笔、结构之后，再去通临碑帖全文。

  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重点完备，示范带头。而通临则也是必须的，不可偏废，通临是为了全面理解和掌握书家的风格，字与字，行与行之间以及通篇之间的内在联系与区别，进而达到全面了解书家的运笔、结构和书风，使自己所临碑帖尽量接近书家，而形成体的概念。

当前闵行旧书碑帖回收之帖的种类 

  帖的制作目的既是为传播书法作品，所以必然都是摹勒上石的。帖石刻成后，或置于室内，或镶于壁中，以纸墨拓下后装裱成册，以供欣赏或临摹。刻的目的就是为了拓，所以何时刻帖即有何时的拓本  传说王羲之曾书写小楷《乐毅论》并亲自镌刻；传智永曾摹刻《兰亭序》；传南唐后主李煜曾刻《澄清堂帖》，但皆不可信。

  现所见可确认的最早刻帖是《淳化阁法帖》，简称《阁帖》，系宋太宗淳化三年（公元992年）出内府所藏历代墨迹，由翰林侍书王著编次摹刻的，被称为法帖之祖。全帖共10卷，二王（羲之、献之）的作品占大半，共5卷，另有历代帝王、历代名臣及古法帖三部分，共5卷。当时大臣凡登中书省与枢密院二府者得获赐一部。但不及百年，官拓本已极难求得。但负责编刻的王著学养不足，无论选帖、标题、编次都有不妥之处，受到后人的批评。因原刻版早已不存，故最早是木版、石版说法不一。《阁帖》为刻帖开创风气。

  不久就出现了翻刻其中一部分的《二王帖》（公元1206年）和全部照样翻刻的《绍兴国子监帖》（公元1141年）、《淳熙修内司本淳化阁帖》（公元1185年）、《贾似道本淳化阁帖》（公元1371年）和《肃府本淳化阁帖》（公元1615年）（又名"兰州本"）。清代有《重刻淳化阁帖》（公元1769年）。另外有以《淳化阁帖》为底本又增减重编的，如仅晚《阁帖》50年的《潭帖》（又名《长沙帖》，有公元1045年和1048年两种）、《系鱼堂帖》（又名曰《临江帖》或《清江帖》，公元1092年）和宋徽宗命蔡京主持的《大观帖》（公元1109年）；有为《阁帖》续编的，如《绛帖》（约公元1050至1060年间）、《太清楼续法帖》（又名《建中靖国秘阁续帖》公元1101年）和《淳熙秘阁续帖》（公元1186年）。  

  尽管《淳化阁帖》有一些明显的不足，但它对优秀法书的流传，尤其对宋代以行书为主的书法的发展所起到的巨大推动作用是不能否认的。  像《淳化阁帖》这种把若干种帖汇为一帙的法帖叫作"丛帖"、"汇刻丛帖"或"套帖"，又有集刻一家诸帖（如宋刘元刚专集颜真卿作品的《忠义堂帖》，宋汪应辰选集苏轼作品的《西楼帖》，南宋高宗赵构专刻米芾作品的《绍兴米帖》）和集刻各家作品（如上述《淳化阁帖》等）之分。丛帖据统计有350余种，容庚著《丛帖目》收286种。明清两代刻帖之风大盛，无论官家私人。所以在300余种丛帖中，明清占了绝大部分。现选录一些明清丛帖如下。

 明：华夏《真赏斋帖》、文征明《停云馆帖》，吴廷《余清斋帖》，董其昌《戏鸿堂帖》，邢侗《来禽馆帖》，章藻《墨池堂帖》，王肯堂《郁岗斋帖》，陈甫伸《渤海藏真帖》，冯铨《快雪堂帖》。  清：梁清标《秋碧堂帖》，康熙御制《懋勤殿帖》，乾隆御制《三希堂帖》，曾恒德《滋蕙堂帖》，成亲王（永瑆）《诒晋斋帖》，王铎《拟山园帖》，刘光旸《翰香馆帖》，孙星衍《平津馆帖》，铁保《惟清斋帖》，孔继涑《玉虹楼帖》，潘仕成《海山仙馆藏真帖》，裴景福《壮陶阁帖》等。  

  其中的《三希堂帖》（全称《御制三希堂石渠宝笈法帖》是最后一部官办法帖，是由雅爱书法的乾隆皇帝特谕梁诗正、蒋溥、汪由敦、嵇璜等据内府所藏魏晋至明历代法书编成。其卷帙之富非其他法帖可比。帖名是因乾隆帝宝有王羲之《快雪时晴帖》、王献之《中秋帖》和王珣《伯远帖》三种珍贵墨迹而自号其室为"三希堂"而来。全帖32卷，收历代书家134人的340余帖，刻为495石。摹、刻、拓俱为天下良工。初拓浓墨本称"乌金拓"，流传极少。

  此帖初刻无花边，约在道光十九年（公元1839年）增刻花边。不足处是识鉴不精，多有伪作。原石今村北京北海公元琼岛西侧之"阅古楼）。  

  丛帖之外，还有一种是仅刻一件作品的，叫作"单帖"、"单行帖"或"单刻帖"。如南宋贾似道刻钟繇《宣示表》；明杨政据叶梦得所摹刻于松江的三国吴皇象《急就章》；传为欧阳询临，宋代刻于定武的王羲之《兰亭序》，南宋贾似道以佳石刻王献之《洛神赋十三行》（世称《玉版十三行》）；宋大观三年二月刻于关中的智永书《真草千字文》（即《关中本》）；宋元祐二年薛绍彭刻孙过庭《书谱》；宋刻，今藏故宫的孤本宋徽宗楷书（瘦金体）《千字文》，等等。

当前闵行旧书碑帖回收之石门颂的特点  

  《石门颂》（全称为《汉故司隶校尉楗为杨君颂》，后世简称《石门颂》）是东汉建和二年（公元148年）由当时汉中太守王升撰文、书佐王戎书丹刻于石门内壁西侧的一方摩崖石刻，是隶书书法作品。现藏于汉中博物馆。   

  《石门颂》歌颂了东汉汉顺帝时的司隶校尉、犍为（今属四川乐山）人杨孟文“数上奏请”修复褒斜道的事迹。整块摩崖通高261厘米，宽205厘米，题额高54厘米。 《石门颂》多用圆笔，逆锋起笔回锋收笔，线条沉着劲道，结字舒展放纵，飘逸自然，素有隶书中的草书之称，是汉隶中的精品佳作。   

  《石门颂》是中国书法史上的一座丰碑，它与略阳的《郙阁颂》、甘肃成县的《西狭颂》并称为“汉三颂”，是汉代颂体代表作。

当前闵行旧书碑帖回收之颜氏家庙碑的拓本信息

  文物出版社出版的《颜真卿》第五册所刊张玮藏的宋拓本(简称张本)与故宫博物院马子云、施安昌著的《碑帖鉴定》所刊的故宫藏本(简称马本)有较大差别。主要差别有：①“昔”字上部第四“人”字末笔，张本为长顿笔，马本为捺笔；②“ 祠”字右竖钩，张本细弱无力，马本劲健有力；③“阳冰”二字，张本无损，而马 本“阳”字下部第二撇有损。张本、马本均系剪装本，看不出整碑风貌。北京图书 馆藏整拓本，与西安碑林原石相符，而与张本又有重大差别。主要有：①“昔”字 上部第四个“人”的末笔，张本为长顿点，北图本为捺笔。②“祠”字右竖，北图 本较张本为粗，可见剜痕。③首行，“议大夫”三字，北图本稍损，而字画清晰完 整。 张本“议”字残去左下大部，只存半字；“大”全损，不见字形；“夫”字捺 笔残半。④首行下，宋太平兴国七年八月廿九日李准跋刻，张本字迹虽清晰，但脱 漏三十三字，计有“樵”下脱“叟之所”三字，“下”下脱“告”字，“立于”下 脱二十九字。另，张本脱碑末“太平兴国七年八月廿九日重立李延袭记”篆书跋刻。

当前闵行旧书碑帖回收之石碑的函套

  书衣出于裁缝之手，木匣交精细木工加工定制，函套则多是碑帖装裱师代为糊制。函套有纸板、木板两种，一般来讲，木质面板碑帖多配木匣，硬纸面板碑帖或线装本碑帖多配纸质函套。碑帖拓本多为长方体，共有6个面，纸板函套分为两种，一种包住拓本的4个面 （正面、反面、两侧），留出头尾两面（书籍中称为“书根”）外露不包，另一种六面全包。

  纸板函套外糊蓝布或锦缎。木板函套又称“书夹板”，由上下两块木面板组成，夹住拓本上下两面，两侧、头尾皆外露。两块木面板打洞穿线系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