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崇明老碑帖回收之石经的特点
石经是指刻石的文字是儒家、佛家或道家的经典，所以它是从内容的角度来命名的。 在古代印刷术尚未发明以及广泛应用之前，文字的传播只能依靠手写，不但效率低，而且展转传抄往往导致错误频出，大大影响文字的准确性，特别是自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实施"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方针后，儒家思想已经占到思想界的统治地位，于是儒家经典准确地普及已成必须。《后汉书·蔡邕传》曰："邕以经籍去圣久远，文字多谬，俗儒穿凿，疑误后学，熹平四年（公元176年）乃……奏求正定六经文字。灵帝许之。邕乃自书丹于碑，使工镌刻立于太学门外。于是后儒晚学，咸取正焉。及碑始立，其观视及摹写者，车乘日千余两（辆），填塞街陌。"
《熹平石经》的刊立对校正古籍以及对文字、书法的研究都有重要价值。可惜不久即遭兵火而毁损散落。宋代以后偶有残石出土。煊赫一时的46块碑石，今天只能见到寥寥数块残石。 其后相继出现的儒家经典刻石还有：曹魏正始年间的《正始石经》，以古文、篆、隶三体刻《尚书》《春秋》二经，故又名《三体石经》。唐开成二（837）年所立的《开成石经》，又称《唐石经》，因共刊物12种经典，还称《石刻十二经》。后蜀广政年间（938-965）所刻立的《广政石经》。北宋嘉祐二（1057）年刊于汴梁太学的《嘉祐石经》，因以楷、篆二体刻制，又称《二体石经》。 佛教经文刻石的风气盛行于北朝，直至隋唐以及宋元以后连绵不断。所刻经典以《金刚经》、《心经》、《般若经》、《华严经》、《陀罗尼经》、《四山刻经摩崖》和北京房山的《石经山刻经》。 道家经典常刻石的一般为《道德经》、《消灾护命经》。有赵孟頫所书，三次上石的茅绍之木，墨池堂本和安素轩本《道德经》，有传为柳公权书的《消灾护命经》。
此时崇明老碑帖回收之椎拓的技法
椎拓的技法主要有扑拓和擦拓两种。
扑拓就是用拓包蘸墨直接在拓纸上扑打，擦拓就是将拓包蘸墨在拓纸上一擦而过，速度较快。由于扑拓多在垂直方向用力，比较适合椎拓表面凹凸不平或者小的器物，而擦拓适宜椎拓一些表面比较平坦的器物。
拓本本身也是珍贵的文物和艺术品。因刻物有毁伤风化等变化，因此早期或石刻原物已佚的拓本也就非常珍贵。黄庭坚就曾有“孔庙虞书贞观刻，千两黄金那购得”之语。
史书记载，宋人赵子固携《兰亭序》拓本和其他书画乘船过升山，中途遇上大风，船翻没了，人也差点丧了命，所携书画仅有《兰亭序》从水中捞出。他庆幸地说:“《兰亭》在矣！余不足论。性命可轻，此宝是宝！”这就是《定武兰亭》。 在历史上，宋元以前所谓的“搨本”是专指“摹搨”而言，即“摹写本”和“双钩填廓本”。
在宋元以后，“搨”、“拓”二字常常混同，因此就将“摹写本”和“双钩填廓本”统称为“摹本”，以与“拓本”有所区别。由于“椎拓”比“摹搨”简便易行，加之宋元以后刻帖盛行，世人因此多用“椎拓”，而“摹搨”就少用了。
此时崇明老碑帖回收之拓片的分类
拓本依拓法、工具的不同可分为扑拓（垂直碑版上下扑打施墨）、擦拓、刷拓（平行于碑版来回施墨）、隔麻拓（在已经上碑的拓纸上再蒙一层“网网绢”，然后捶拓，拓片上就会出现丝网状，类似麻布片、毡蜡拓（拓片上施蜡防潮防蛀）、颖拓（颖就是指毛笔，用毛笔画出类似拓片的效果）等。
擦拓法快速而简便，但拓纸上会留有擦刷痕。如果运用得当还能起到特殊的视觉效果。
国家图书馆藏民国影印本宋《淳化阁法帖》拓本局部。采集自六源的博客 图片 颖拓 姚华 - 魏金质弥勒造像 依墨色不同可分为：墨拓、乌金拓（多施于刻帖，上纸后用棕帚反复刷擦，数遍上墨，直至乌光透亮如镜。）、蝉翼拓（薄纸淡墨拓，一气呵成，有较高技术难度）、朱拓（用朱砂代替墨汁，或用于初拓，或取富贵吉祥之意）、色拓（主要为蓝色、绿色）、瓜皮拓（文字部分用浓墨，文字间隙的空行用淡墨隔开，整张拓片类似西瓜皮纹样，少数亦有文字用淡墨，空行用浓墨。）、浓淡拓。
依使用颜料不同可分为：墨汁（最常见）、煤加胶或烟灰加胶（多用于拓制大面积摩崖，节省墨汁降低成本，但是翻阅时容易掉黑污手）、墨蜡（黑蜡涂擦的拓片，文物价值、艺术价值较低）、朱砂加鸡蛋清（用于朱拓，蛋青起到粘附朱砂的作用。）、国华颜料等。
此时崇明老碑帖回收之碑帖鉴定举例
现以欧阳询《九成宫碑》为例作一简单分析。《九成宫》历代拓本很多，目前传世拓本中最早的是宋拓本，其中以现藏故宫博物院的明李琪驸马旧藏宋拓本为最佳，墨色沉稳，笔画丰实，字口清晰，我们以此故宫宋拓为参照，对另外一件《九成宫》拓本做一比对，两本相较，明显此拓本笔画 纤细，字口模糊，晚于故宫藏本无疑。但从残损程度上看，此本却又相当完好，甚至有一些在宋拓本中已残缺的字，如“秘”、“年”、“皇”等，在此本中却非常 完整，从这个角度说，此本又似乎比故宫藏本还要早。这时我们就须仔细观察那些重点考据处了。
查方若《校碑随笔》以及王壮弘《增补校碑随笔》，得知此碑“宋末拓本，首行‘魏征’之‘魏’字未损”[13]；“明初拓本，碑前行‘魏征奉敕撰’之‘魏’字已泐作空白一方。”[14]；“清初拓，首行‘魏征’之‘魏’字未挖，稍晚拓本已挖而字划歪斜不堪入目。”
原来此碑在明代的时候“魏”字就已残为一片空白，清初之后又在空白的地方重新挖刻了此字。考此帖中的“魏”字虽完整，但和宋拓中尚残存的“魏”字相比，字 形、结构差异极大，明显不是原字拓出。由此可以断定，此拓本中较为完整的“魏”字已不是原来的面貌，而是清代挖刻之后的“魏”字了。其他“秘”、“年”、 “皇”等字，都是经过挖刻的。由此就不难断定，此拓本必为清代初期挖刻之后的拓本。 关于碑帖考据的相关内容，可以参考方若《校碑随笔》、王壮弘的《增补校碑随笔》，以及张彦生《善本碑帖录》等书，都是进行拓本考据的重要工具书。
碑帖鉴定是一门复杂的学问，需要多方面的知识做支撑，鉴定者除了要具有相当的碑帖学知识外，还要对书学、文字学、金石学、历史学、印学、纸、墨、装璜等多学科的知识有一定的了解。
此时崇明老碑帖回收之华山庙碑的特点
全称为《汉西岳华山庙碑》，简称《华山碑》，也称《延熹华岳碑》东汉石刻。东汉延熹八年(165)立。明嘉靖三十四年(1555)毁于地震。碑文22行，每行38字。碑额篆书“西岳华山庙碑”。 因原石被毁，传世只有四种拓本，即“长垣本”、“华阴本”(即“关中本”)、“四明本”、“李文田本”(或曰“玲珑山馆本”)。“长垣本”为河北长垣王文荪藏，现已流入日本，“关中本”是明陕西东云驹藏，又归华阴人王宏撰，今藏北京故宫博物院。
“四明本”是四明（今宁波）丰道生藏，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李文田本”是清初马曰璐、马曰琯兄弟藏，后归李文田，此本今在香港中文大学。“四明本”纵175厘米，横84.8厘米。西岳华山庙碑碑书历受称颂，篆书碑额丽婉多姿，隶书碑文笔划丰润，变化多端，奇妙精绝，为汉碑佳品。
此时崇明老碑帖回收之水后初拓本
孔固亭旧藏本上没有发现文字被剜出的痕迹。而三号石“遂”字“辶”部存末笔之半；“吾”字上半仅存右折笔；“翔”字羊部右点损泐；“相禽重”三字与水前同；“尔”竖笔损大半，下半似描出。
四号石：“华”字存末二横一竖笔；“表”字竖笔中损，左下角“イ”部损；“留”字左半上下首笔损泐；“厥”字上横左撇及左点均损泐；“掩”字“扌”部及大字左半损泐。
五号石：“山”字上半有狱字形可见，与水前本相同；“丹”字首笔下端横断，中横右侧连石花；“江阴”二字右上角未剜出。
以上“遂吾翔”、“华表留”的损泐位置恰巧都在石块的左侧边缘，“厥掩”字在上下的边缘，这些边缘部位的文字突然同时损泐，应该与拽石上岸时的损坏有关。出水前四号五号石上的文字朝砂土，所以剜凿“华表留厥江阴”这六个文字的时点，应该在挽石上岸后进行的。孔固亭本的文字有损但尚未剜出，文字精神，字周石花与水前本几无差异的特点，具备出水后初拓本的特征。
此时崇明老碑帖回收之乙瑛碑的特点
全称《鲁相乙瑛请置孔庙百石卒史碑》。无额。隶书，18行，行40字。桓帝永兴元年（153年）立，碑在山东曲阜孔庙。 此拓本为故宫博物院藏明拓本，用墨沉细，字形丰厚清明，为"辟"字尚存本。每页，纵28.2cm，横14.6cm。 有汪大燮观款一段及"赵氏书村珍藏金石"、"萧山朱氏所藏善本"等藏印多方。 此碑记司徒吴雄、司空赵戒以前鲁相乙瑛之言，乙瑛上书请于孔庙置百石卒史一人，执掌礼器庙祀之事。
此碑结体方整，骨肉停匀，法度严谨，用笔方圆兼备，平正中有秀逸之气，是汉隶成熟期的典型作品，属方整平正一路。历代书家对此碑赞誉甚多。
清方朔云："字字方正沉厚，亦足以称宗庙之美。"何绍基称此碑："横翔捷出，开后来隽利一门，然肃穆之气自在。" 宋赵明诚《金石录》、明郭宗昌《金石史》、清翁方纲《两汉金石记》等书著录。
此时崇明老碑帖回收之墓志铭的特点
东汉末年，曹操下令禁碑，其后魏晋两代也因循此令，所以碑版稀少。但人们悼念亡者之情仍望有所寄托，于是产生了这种埋放于墓中的刻石形式。其先以平常的叙述性语言记死者姓名、籍贯、郡望、官爵、生平及生卒年月，称为"志"；末有几句押韵的文字加以概括并表达悼念之意，叫作"铭"，合称为"墓志铭"。定型后的形制是两块一样大的正方形石头，刻有铭文的一块在下为底，刻碑额内容的在上为盖，多用篆书，有时四周还有花纹装饰。
禁碑之令废除后，此风不改，墓碑与墓志铭兼而有之者多见。 在墓志铭定型之前，有多种样子。如清乾隆年间出土的晋代《刘韬墓志》，只一石，长二尺余，宽尺余，上尖下平，形似玉圭，称"圭形墓志"；方趺圆首与碣无别的，如《刘宝墓志》。定型为有底有盖二石是在北魏时期。如果底、盖俱全，称为"一合"，如北魏的《元显隽墓志》、《冯邕妻元氏墓志》等。 墓志盛行在隋唐，特别在唐代非常广泛，数量远过六朝，至今著录的就有两前余种，仅张舫的《千唐志斋》所录即达1250种。宋元及以后则锐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