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日宝山明代拓片回收之什么是“搨本”

  搨本就是关于名迹的一个复制本。“搨”也就是摹搨，就是使用纸或者绢或者是与这两种东西类似的材料放在真品上面进行描摹复制，而这种复制又分成了两种，一种是直接就进行摹写，这种方法得到的真迹复制品称为摹写本；第二种方法就是先双沟后填实，这种方法得到的真迹复制品称为双钩填廓本。  

   要进行摹搨不是很简单的事，最重要的一点就是透明，如果不透明字迹印不出来就根本没法进行描摹。而古人想要对真迹进行描摹复制，主要有两种方法，第一种是在暗室里面利用透过窗户照进来的阳光进行描摹，这种方法得到的描摹本叫做响搨本；第二种方法是使用一张涂满了黄蜡纸张覆盖在真品上面，这种方法得到的是硬黄本。

本日宝山明代拓片回收之石经的特征  

  石经是刻于石碑或摩崖上的经典著作，根据内容不同可以分为太学石经和释道石经两大类。  太 学石经又称为“儒经”，刻的都是儒家经典著作，一般都是政府行为，主要是为了订正经籍文字。据记载历史上共有七次大规模的刊刻儒经行动，最早的一次是东汉 熹平年间（172-178），在蔡邕、李巡等人的主持下，用了数年时间将《鲁诗》、《尚书》、《周易》、《仪礼》、《春秋》、《公羊传》、《论语》等七部 儒家经典著作刊刻上石，树立在太学讲堂的东侧——这就是后人所说的《熹平石经》。 《熹平石经》刻立不久，便逢汉末大乱，多受损毁。曹魏正始 二年(241)又重新刊刻了《尚书》、《春秋》两部经文，这就是《正始石经》。

  经文同时用古文、小篆和隶书三种字体书写，非常独特，因此后人也称之为《三 体石经》。《熹平石经》与《正始石经》原碑早已不存，民国时期洛阳有零星残石出土（图4-7）。在历代所刻太学石经中，目前保存最为完整的是清乾隆年间 （1736-1796）刻的《十三经》，共刻石189块，约63万字，现存北京国子监。  释道石经数量也很庞大，其中主要是佛教石经，尤其以《金刚经》、《心经》、《般若经》、《华严经》、《陀罗尼经》等经文最为常见，著名的如泰山经石峪《金刚经》、山东邹县的四山刻石、北京房山的云居寺石经等。  

 云居寺石经的镌刻始于隋大业年间（605-617），历经唐、辽、金、元、明各代，前后长达一千余年，镌刻经版达14000多块，共1700余万字，重要的 佛经基本都包括在内了。其延续时代之久远，工程之浩大，在中国乃至世界刻经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堪称国之重宝。为了更好地加以保护，1999年9月9日， 云居寺举行了万余人参与的“房山石经安藏法会”，将一直以来用作展览的10082块经版全部回归于新修的“石经地宫”中，并运用了一些现代技术手段予以保 藏。

本日宝山明代拓片回收之碑帖鉴伪法  

  古代碑帖作伪有重刻和翻刻法、伪刻法、嵌蜡填补、染色充旧、题记作伪、影印和锌版、刮、补、涂墨、套配、印章、墨气和装潢作伪等手段。 重刻和翻刻即原物已毁或早已失传，因而重刻的叫重刻本。这种本因为原石不存在，拓本又极稀少，或已成为孤本，或者根本就没有传下来，因此重刻本的价值不可低估。但重刻本往往不只一种，也有先后、优劣之分。如秦《峄山碑》传说为魏武推倒，邑人火焚而不传。杜甫尝有云：“峄山之碑野火焚，枣木传刻肥失真”，则可见唐时已有摹本，惜今也不传。今所传者，唯宋淳化四年八月郑文宝以南徐铉摹本，重刻于长安。嗣后以长安本为祖本转为摹刻的有绍兴、浦江、江宁、青社、蜀中、邹县等地。

  另一种原因尚有人间，因路远推拓不便，或因年代远字迹模糊缺损，碑商依旧拓重刻冒充原石的叫做翻刻本。翻刻本大都仓促刻成，刻工又多半是文盲，字画错谬很多，而且原碑尚在，因此没有什么价值。这类刻本乾隆、嘉庆以后种类很多，有石刻、木刻、灰漆、泥墙刻等。其中尤以瓦灰拌生漆或泥土制版翻刻的最多，因本轻利重翻刻便易，较木石刻的更为粗劣，而流通上市的也最多。翻刻本的名目上至秦汉，大至四山摩崖，无所不有。雕版一次往往只拓四五十份，也有拓十几份的。版即损坏的。因此初拓还比较逼真，到后来就面目全非了。

本日宝山明代拓片回收之石经的特点

    石经是指刻石的文字是儒家、佛家或道家的经典，所以它是从内容的角度来命名的。  在古代印刷术尚未发明以及广泛应用之前，文字的传播只能依靠手写，不但效率低，而且展转传抄往往导致错误频出，大大影响文字的准确性，特别是自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实施"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方针后，儒家思想已经占到思想界的统治地位，于是儒家经典准确地普及已成必须。《后汉书·蔡邕传》曰："邕以经籍去圣久远，文字多谬，俗儒穿凿，疑误后学，熹平四年（公元176年）乃……奏求正定六经文字。灵帝许之。邕乃自书丹于碑，使工镌刻立于太学门外。于是后儒晚学，咸取正焉。及碑始立，其观视及摹写者，车乘日千余两（辆），填塞街陌。"

  《熹平石经》的刊立对校正古籍以及对文字、书法的研究都有重要价值。可惜不久即遭兵火而毁损散落。宋代以后偶有残石出土。煊赫一时的46块碑石，今天只能见到寥寥数块残石。  其后相继出现的儒家经典刻石还有：曹魏正始年间的《正始石经》，以古文、篆、隶三体刻《尚书》《春秋》二经，故又名《三体石经》。唐开成二（837）年所立的《开成石经》，又称《唐石经》，因共刊物12种经典，还称《石刻十二经》。后蜀广政年间（938-965）所刻立的《广政石经》。北宋嘉祐二（1057）年刊于汴梁太学的《嘉祐石经》，因以楷、篆二体刻制，又称《二体石经》。  佛教经文刻石的风气盛行于北朝，直至隋唐以及宋元以后连绵不断。所刻经典以《金刚经》、《心经》、《般若经》、《华严经》、《陀罗尼经》、《四山刻经摩崖》和北京房山的《石经山刻经》。  道家经典常刻石的一般为《道德经》、《消灾护命经》。有赵孟頫所书，三次上石的茅绍之木，墨池堂本和安素轩本《道德经》，有传为柳公权书的《消灾护命经》。  

本日宝山明代拓片回收之曹全碑的特点  

  曹全碑（国宝级文物）汉中平二年（公元185）高272厘米，宽95厘米。明万历初合阳县莘里村出土，1956年入藏西安碑林博物馆，现在西安碑林。内容为王敝记述曹全生平。

  曹全碑是汉代隶书的代表作品，风格秀逸多姿和结体匀整著称，为历代书家推崇备至。

本日宝山明代拓片回收之碑帖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

  碑帖（石刻）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故其拓片一直成为历代金石、书法、艺术、文学、史学等文人墨客及其书画商人竞相收集珍藏的艺术品。宋代欧阳修一生收藏碑帖（石刻）拓本一千卷余，并编写了《集古录》，开拓片收藏研究大家之先河。赵明诚与妻李清照一生酷嗜金石彝器，对两周以来金石遗文无所不涉，后辑成《金石录》传世。

  明、清及民国更是碑帖（石刻）拓片收藏之高潮。如董其昌、赵崡、王铎、金冬心、翁方纲、包世臣、陈介祺、端方、杨守敬、罗振玉、康有为、张伯英、朱文钧、周肇祥、鲁迅、于右任等等都是收藏拓片大家之代表。如明代万历中叶的关中奇士赵崡，30余年间遍足中国大江南北收藏碑帖拓片，曾以白金百两从一破落官宦手中购得宋拓《麓山寺碑》及《画像赞碑》拓片，并著有《石墨镌华》传世。

  明末间著名书法家王铎当收到一套《淳化阁帖》时，如获之宝，自己用隶书、草书、行书多种书体书签，极为精妙。清人朱文钧以自己30余年之心血，收藏汉唐碑帖拓本七百余种，他曾为收藏宋拓《醴泉铭》拓本忍着巨大沉痛变卖掉家藏明代沈周的《吴江图》和文徵明的《云山图》，才凑够款额四千块大洋购得之。据说在京城当时买一所四合院才七八百元，买这件拓本等于买五所四合院。

本日宝山明代拓片回收之个人丛帖的特点    

  个人丛帖就是个人作品的汇刻。南宋绍兴年间 （1131-1163）高宗摹刻了专集黄庭坚书的《绍兴黄帖》和专集米芾书的《绍兴米帖》，历来被认为是最早的个人丛帖，而其实唐代摹刻的专集王羲之草书 的《十七帖》，就是个人丛帖。《绍兴米帖》共十卷，除行、草书外，还收入了极为少见的篆书和隶书，为全面研究米芾的书法艺术提供了丰富的资 料。   

  南宋以后，个人丛帖开始大量出现，专收颜真卿的有《忠义堂帖》，专收苏轼的有《西楼帖》、《晚香堂帖》、《景苏 园刻帖》，专收黄庭坚的有《黄文节公刻帖》、《山谷先生帖》，专收米芾的有《英光堂帖》、《松桂堂帖》、《清芬阁帖》，专收赵孟頫的有《青华斋帖》、《松 雪斋帖》等，明代董其昌的个人丛帖不下数十种，其中比较著名的有《戏鸿堂帖》、《清晖阁帖》、《玉烟堂董帖》等。

本日宝山明代拓片回收之碑帖拓片，10个步骤辨真假 

  碑帖拓片包括刻帖和“碑”拓片。碑的原意是指无文字的竖石，后来，凡刻有文字的石头皆可称碑，这大约是汉以后的事。而今，除刻帖之外，一切刻有文字的石刻，包括碣、墓志、塔铭、刻经、造像、摩崖、石阙、题名、桥柱、画像题字等皆称碑，当然，原来狭义所指的碑(词庙之碑、家墓之碑等)及刻石也包括在其中。    

  石刻文献与甲骨文、金文、帛书、简犊文字一样，是珍贵的古代文字记录。其数量巨大，涉及面广，可比肩纸张记载的文献资料。尽管历代石刻浩如烟海，然或遇自然风化，或遭水火雷震之厄乃至兵资之灾等人为毁损，至今已十不存一。因而，人们较早开始将石刻文献进行重刻、翻刻、伪刻。   

  重刻、翻刻、伪刻都是相对于原刻而言的。所谓原刻，即指当时书丹或摹勒上石镇刻之碑。重刻的情况有数种：第一，据原手迹重新刻石；第二，据原有的拓本重新刻石；第三，据摹写本重新刻石。所谓翻刻，是原石尚在，因故不易得到而以拓本再刻，刻后再拓以行世。其中，有的因名碑所在地偏僻遥远，椎拓困难，如欧阳询《九成宫醴泉铭》在宋、元、明诸朝皆有翻刻；有的是原刻损坏不清，而旧拓尚清晰，乃以旧拓翻刻。所谓伪刻，是原石久佚或根本无此石刻，碑商为牟利而仅据著录或干脆杜撰写刻椎拓，前者如秦碣石刻石，后者如汉《阳三老颂词》等。故对各类拓片，鉴定与辨伪十分重要。    

  第一、须参考前人的著录与鉴定  清王胡的《金石萃编》，系总结前人论述的集大成之作。近人方若的《校碑随笔》专以查考字迹损伤，对鉴定石刻拓本时代十分有用。今人张彦生自幼从事碑帖业，每见善本，必记其书刻、拓工、纸墨、装演、流传，进而考证其新旧字之损伤，原本、翻刻、伪刻之不同，积60余年之功，成《善本碑帖录》一册，由中华书局于1984年出版，极便参考。一卷碑刻到手，先看其名目，而要识别、熟悉此名目，得知先前有无著录、存佚情况、拓本种数、有无真伪之争等系列情况，了解前人的成就是必不可少的。    

  第二、看装潢属于何年代  现存的石刻资料拓本大多装潢成册，善本尤其如此，这一方面便于保存，同时也便于学习碑帖者临摹。碑刻拓本的装帧与线装书有些类似，有在背部托纸折叠的，称折叠装；从头至尾可以拉开摊平的称经折装；不可拉开而将有文字的一面朝里对折起来，再将各页中缝对齐，粘于另一包背纸上的称蝴蝶装。此外，还有竖翻的推蓬装、剪开镶贴的镶嵌裱等等。一般经名家收藏的本子装帧必很讲究，工料细腻熨贴，年代愈久纸色愈雅。尤其须注意那些表面看似华贵，而按工粗劣的拓本，如清末民初，北京琉璃厂曾出售过数种碑帖，有翻刻本《九成宫》、伪本《绛帖》等，外表华丽，专供人选作礼品，只要仔细辨别，就可见质量粗劣。    

  第三、看题记跋语  古拓往往因流传有绪，历经名人收藏鉴别、作题记跋语于其上，其本身价值更能提高，鉴别者也往往迷信名家而深信不疑，殊不知作伪者正利用人们的这一心理而大做手脚。比如，可以移花接木，将名人题跋割下装裱到伪本上，或干脆作伪跋来抬高身价，所以一定要细看题跋内容是否符合碑刻内容，若两者风马牛不相及，其中必有诈。    

  第四、看印章  印章与题记一样，是考证、收藏的记录，本来是鉴别真伪的一项依据，因作伪者对其也妄加利用，故印章本身之真伪也成了问题。伪印特征有：刻写不佳、印色不纯、年代不同的收藏印因一次性作伪而色泽竟可完全一样、铃印之处杂乱不规范。整张拓片，印应铃在首二行或末行以下空白处；装裱本则铃在首页右下角或末页空白处。若有多家藏印，则各家所铃之印应是先四周继而至中央。    

  第五、看纸质  宋拓本以白麻纸为多，其色白中带青灰，不如后来的宣纸白。其纸浆较粗，故纸表面有小疙瘩。线纹间距不等。有五六分，也有三四分。此纸有厚薄两种，拓碑刻多用厚纸，如《九成宫碑》(云霞蔽本)。至明代以后，纸线纹皆三四分长，比较工细。同时，明代又有白棉纸见用，其色白不亚于宣纸，拓本多见明前、中叶。明末清初时，此纸质量降低，发黄且粗糙。清拓多用地方产纸，最著名者为宣纸，有料半、夹连、棉连、粉连之分。清中叶后又出现了净皮(小七刀)，又名六吉棉连，该纸极薄，常用以拓铜器、玉器。    

  第六、看墨气  旧拓特别是珍本往往用墨考究，墨色浓重黝黑，或紫光隐现，墨香四溢。伪作急于求成，意在获利，用墨平淡或粗劣，拓时粗犷浮滑。这一特征无法掩饰，惟须多看，对真伪多做比较方可掌握。    

  第七、看石花  石花即石刻上经过天然风化而成的剥落损蚀痕迹。天然的石花非常自然，人工难以仿刻，伪本石花人为椎凿痕迹明显。    

  第八、看纸色  作伪者为了做旧，绞尽脑汁欲令拓本古色古香，染色充旧便是其惯用手法。一般分别采用茶叶、颜料、明矾、瓦花等物熬汁染纸。但假货在色泽上与真品相较，或太过，或不及，总有破绽露出。    

  第九、看版别  近代印刷工艺发达后，精印本往往酷似原本，若再加上染色等手法充旧，更易使人真伪难辨。区别时持原物在阳光下细看，影印本字口平滑、表面有油光、纸质不易吸水。锌版制品拓墨粗犷，字纹细处不够挺刮。    

  第十、注意残损程度、有无刮补  有的旧拓原字丰腴，因年代关系，后来的新拓字体变得纤细，作伪者便用刀将拓本笔划刮粗。有的拓本残破，往往用纸墨相近的翻刻本或新拓本补配。    

  碑帖拓片辨伪涉及面广，有条件的须多看原拓，重刻及翻刻与之一比即可现真伪。伪刻多系杜撰，有的谎称原石在某地，于某时出土，系某朝某某作品，一般均假冒古代名家，但越是名家，越难仿造其风格、气势及时代特色。这一点，在多读古代碑文并领会其内容、笔法神韵之后，自然能够体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