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厚古薄今的风气所致。淮南子·脩务训说：“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贱今，故为道者必託之于神农、黄帝而后能人说。”曹丕在典论·论文中也说：“常人贵远贱今，向声背实。”崇拜古人，轻视今人，厚古薄今，这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一种恶习。有时当代人写的著作不被重视，为了引起世人的瞩目，便假托为古人所作。儒家借重尧舜，墨家借重大禹，道家借重神农、黄帝，都是这一类的典型。如本草托名神农，内经托名黄帝，儒家一些经籍托名周公、孔子即其例证。
2.盲目崇拜的风气所致。的作品，未必篇篇俱美，部部皆佳，但由于其名气大，世俗之人多盲目崇拜，故其作品易于流传。而一般人作品则难以在世间占有一席之地，于是便不得不假借之名来提高自己作品的身价。《文选》卷五十二有曹冏的一篇《六代论》。这篇文章问世时传说是曹植所作。晋武帝司马炎曾经向曹植的儿子打听此事，曹志说明了事情的真相。据《晋书·曹志传》记载：“帝尝阅《六代论》，问志曰：‘是卿先王所作邪？’志对曰：‘先王有手所作目录，请归寻按。’还奏曰；‘按录无此。’帝曰：‘谁作？’志曰：‘以臣所闻，是臣族父冏所作。以先王文高名著，欲令书传于后，是以假托。’帝曰：‘古来亦多有是。’顾谓公卿曰：‘父子证明，足以为审。自今已后，可无复疑。’”又如宋代王铚撰《龙城录》而托名柳宗元。又据《直斋书录解题》卷十九：“世有称东坡《杜诗故事》者，随事造文，一一牵合，而皆不言其所自出。且其辞气首末若出一口，盖妄人依託以欺乱流俗者”，也无非欲借柳宗元、苏轼之名传其书而已。
3.学术斗争的需要。在我国古代，学术上出现分歧，乃至发生争论是常有的事。有时论战的一方，觉得势力不如对方，或者觉得单凭口舌不能服人，便想方设法伪一些著作，假托是或圣人所为，作为自己说理的依据。东汉末年的郑玄，集古今文学派之长，是公认的经学大师。为了与郑玄争名并将其压下去，比郑玄稍晚的王肃，“集《圣证论》以讥短玄”［晋］陈寿撰，［南朝宋］裴松之注：《三国志·魏书·王肃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又搜集古事，掺杂己意，造了《孔子家语》《孔丛子》，为自己的见解张目。佛教自印度输入后，“道教与之争胜，造出许多无聊的书。现在《道藏》中，黄帝著作几达百种，老聃、庄周亦各数十种。诸如此类，伪书甚多。其目的在与佛教争胜，或与儒家争胜”。梁启超：《古书真伪及其年代》，中华书局1955年版，第26页。
4.政治斗争的需要。唐代曾有牛、李党之争。李德裕的门人韦瓘，便以牛僧孺的名义造了《周秦纪行》一卷，以此来诬害牛僧孺。北宋王安石变法，遭到不少人的反对。其对立面邵雍之子邵伯温，曾托苏洵之名，造了《辨奸论》，对王安石进行人身攻击，骂王安石为不近人情的大奸臣。
